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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独求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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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因为赵有信宫故不亡,信宫就在永年!  

2013-05-11 18:14:33|  分类: 文化遗产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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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赵有信宫,故而“魏克邯郸而赵不亡” - 独孤求剑 - 孤独求剑

 邯郸市赵武灵王铜像(摄于201504)

战国时期赵国迁都邯郸的时间,《史记》卷四三《赵世家》作赵敬侯元年(公元前386年),称“赵始都邯郸”。对于这个记载,历代学者多未提出异议,但也有不同意见。《元和郡县图志》卷一三河东道太原府条引颍容语称:“赵简子居晋阳,至成公居邯郸”。赵国君主无成公而有成侯,此“成公”当指赵成侯(见《元和郡县图志》卷一三校勘记第七。)。东汉人颍容认为是赵成侯时期迁都邯郸。清人秦蕙田《五礼通考》卷二○八《嘉礼·体国经野》邯郸条和顾栋高《春秋大事表》卷七《春秋列国都邑表》晋国邯郸条均称:“杜注:邯郸,广平县,故卫邑,后属晋,战国时赵肃侯都此。”《资治通鉴》卷一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条胡三省《音注》称:“按《史记·六国年表》,周安王之十六年,赵敬侯之元年;烈王之二年,赵成侯之元年。成侯二十二年,魏克邯郸,是年显王之十六年。二十四年,魏归邯郸。若敬侯已都邯郸,魏克其国都而赵不亡,何也?至显王二十二年,公子范袭邯郸,不胜而死,是年肃侯之三年也。意此时赵方都邯郸,盖肃侯徙都,非敬侯也。”(引文见点校本《资治通鉴》第1册11页。明人董说《七国考》卷三《赵都邑》邯郸条也认同胡氏《音注》之说。)所谓“杜注”应指杜预所注《春秋左传》的文字。杜预是西晋人,胡三省是宋元之际人。是则杜预和胡三省均认为迁都邯郸的时间在赵肃侯时期。

颍容认为赵成侯时期迁都邯郸不知何据。杜氏和胡氏则是因赵成侯二十二年(公元前353年)“魏克邯郸而赵不亡”,进而怀疑敬侯元年(公元前386年)迁都邯郸,并推断“盖肃侯徙都,非敬侯也”。按敬侯迁都邯郸,《史记》、《汉书》所载甚明,仅以“魏克邯郸”不足以推翻已有定论,何况我们从其他史籍也可以找到肃侯三年(公元前347年)直至成侯二十二年(公元前353年)以前邯郸已是赵都的论据。方诗铭、王修龄《古本竹书纪年辑证·魏纪》第二十五条载:“梁惠成王元年,邺师败邯郸师于平阳”;“梁惠成王败邯郸师于平阳”。梁惠成王即魏惠王(公元前370——前335年),魏惠王元年即赵成侯五年(公元前370年)。据史载,魏惠王初年,韩、赵两国曾联兵攻魏,围魏惠王于浊泽,后因意见分歧,韩、赵各自退兵。此事《史记》卷四四《魏世家》系于赵成侯六年(公元前369年),《六国年表》同。雷学淇认为邺师败邯郸之师即与此事有关,他在《竹书纪年义证》卷三六说:“平阳乃近邺地名,盖韩以少卒夜去,而邯郸之师亦取道于邺而归,邺之守令要而击之,故败之于平阳。”

雷氏的解释正确与否可以不论,但“邺师”指魏国驻邺的军队而“邯郸师”代指赵国军队则显而易见。像这样以“邯郸”代称赵国的例子在《古本竹书纪年辑证》中还有一些。《魏纪》第三八条有“梁惠成王七年,惠成王伐邯郸,取列人”;第四一条有“梁惠成王九年,与邯郸榆次、阳邑”;第六一条有“梁惠成王十六年,邯郸伐卫,取漆富丘,城之”。上述引文中,以邯郸代称赵国,最早的是魏惠王元年(公元前370年),最晚的是十六年(公元前355年),都在魏惠王十八年(公元前353年)克邯郸之前。既然此时以邯郸指称赵国,那么唯一的解释便是邯郸已成为赵国的都城。又,《战国纵横家书》第二十七章《A(上鹿下弭)皮对邯郸君章》,记载有魏克邯郸前A(上鹿下弭)皮与赵成侯一段对话,文中径称赵成侯为“邯郸君”,亦证邯郸早已是赵都这一事实。因此可以说,赵敬侯迁都无庸置疑。

杜氏和胡氏因魏攻克邯郸“而赵不亡”故而怀疑赵敬侯迁都邯郸,日本学者泷川资言却因为赵敬侯已迁都邯郸而怀疑魏克邯郸不实,他在《史记会注考证·魏惠王拔我邯郸》中称:“《魏世家》亦云惠王十七年围赵邯郸,十八年拔邯郸,二十年归邯郸,与此同。《田完世家》、《穰侯传》、《年表》亦并载无异。《战国策·魏策》亦云‘惠王伐赵,十万之军拔邯郸,赵氏不割而邯郸复归’。邯郸,赵国都也。国都既失,则其君托迹何所?《吕氏春秋·淫辞篇》叙魏惠王事,云围邯郸三年而不能取,士卒罢路,国家空虚。盖得其实矣。梁玉绳曰:其误实自《齐策》来,《孙膑传》言齐据大梁之冲而魏去邯郸,则此时邯郸不降不拔明矣。”泷川资言根据《吕氏春秋·淫辞篇》并援引梁玉绳语,否定魏拔邯郸说。

按仅就“拔邯郸”一句可做两种理解,一即“自邯郸撤离”(“拔”作“自某地撤离”讲,见诸唐代文献。唐代武则天时期曾自四镇撤兵,唐人称为“拔四镇”,如唐人崔融有《请不拔四镇议》,见《唐会要》卷七三。吐鲁番所出唐代勋告文书亦见“拔四镇”一语。),一即“攻克邯郸” 。但根据下文“归邯郸”一句,则自然应做后一种理解。魏拔邯郸的记载,除泷川氏所言《史记》的《赵氏家》、《魏世家》、《田完世家》、《穰侯传》、《六国年表》、《战国策·魏策》之外还有一些。《战国策·齐策》云:“邯郸之难,赵求救于齐。田侯召大臣而谋,(中略)乃起兵南攻襄陵。七月,邯郸拔。齐因承魏之弊,大破之桂陵。”《史记》四六《田敬仲完世家》齐威王二十六年(公元前353年)条所载略同,唯“七月”作“十月”。《战国策·楚策》亦云:“邯郸之难,昭奚恤谓楚王曰:‘王不如无救赵,而以强魏。魏强,其割赵必深矣。赵不能听,则必坚守,是两弊也。’景舍曰:‘不然,昭奚恤不知也。’楚因使景舍起兵救赵。邯郸拔,楚取雎、濊之间。”楚景舍起兵救赵,不载于《史记》四○《楚世家》,却见于《竹书纪年》,称:“(梁惠成王)十八年,惠成王以韩师败诸侯师于襄陵。齐侯使、楚景舍来求成。公会齐、宋之围。”(《古本竹书纪年辑证。魏纪》第七十一条。)此年即魏惠王拔邯郸之年,楚景舍的活动应与救赵有关。

根据长沙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而成的《战国纵横家书》亦载有魏拔邯郸的资料。该书第二十七章《A(上鹿下弭)对邯郸君章》记载了赵派A(上鹿下弭)出使楚国及A(上鹿下弭)返赵后同赵成侯的对话。内容大意谓:A(上鹿下弭)要求工(江)君洫告知楚军出援赵国日期,以便回国复命。工(江)君奚洫答以A(上鹿下弭)一走即出兵。A(上鹿下弭)归赵后复命赵侯,认为楚援不可靠,主张与魏议和。赵侯要A(上鹿下弭)说明理由,他回答说楚国之所以许诺出兵,是怕赵国过早裂地于魏而求和,因而鼓励赵国抗魏,以待魏、赵两国疲惫之后坐收渔利。他主张与魏速和为宜。结果,“邯郸君榣(摇)于楚人之许己兵而不肯和。三年,邯郸偻,楚人然后举兵,兼为正乎两国。”此书注者已指出,“邯郸偻”意即邯郸拔。

以上诸条无论是史籍资料还是考古资料,都证实了曾有魏拔邯郸这样一个事实,像《战国策·齐策》、《史记·田敬仲完世家》甚至具体到了拔邯郸的月份(尽管二者所载月份不同且可能有一误),这显然是根据本国史官当时的记录而来,其可靠性不言而喻。至于泷川资言和梁玉绳的推断也不足为据。泷川资言所依据的“围邯郸三年而不能取”等语,陈奇猷《吕氏春秋校释·淫辞篇》并未载录,即或有,也不足以用孤证推翻已有定论。梁玉绳以为“《孙膑传》言齐据大梁之冲,而魏去邯郸,则此时邯郸不降不拔明矣”,殊不知《史记·孙膑传》称田忌领军直袭大梁,“魏军去邯郸,与齐战于桂陵,大破梁军”,是司马迁为称赞孙膑军事才能而作的铺垫,并不是严格的史实叙述。而且桂陵之战的时间,《齐策》、《田敬仲完世家》、《赵世家》、《魏世家》俱置于“邯郸拔”之后,《竹书纪年》置于拔邯郸的前一年,即梁惠成王十七年(《古本竹书纪年辑证》第121页。)。如果桂陵之战在“邯郸拔”之后,“魏军去邯郸”并不影响魏已拔邯郸的既成事实,若果然在“邯郸拔”之前,也不影响魏军在桂陵战后仍然围攻邯郸直至攻拔。《孙殡传》也不足以成为推翻魏拔邯郸的证据。

既然赵敬侯迁都邯郸,赵成侯时期邯郸曾被攻拔,那么如何理解“魏克其国都而赵不亡何也”和“国都既失则其君托迹何所”这一问题呢?我认为,要解释这一问题就需要先从赵国政治中心的特点谈起。

我们已经知道,赵敬侯之后,直到公元前228年,赵国的政治中心一直是邯郸。邯郸位于赵国疆域的东南部,东距齐国的聊城、西距韩国的上党地区都不过百余里(公元前260年长平之战后,上党归秦所有),南距魏国的邺只有几十里,而且东、南二面又无天险屏障。在当时诸国间频繁政治斗争和军事进攻的背景下,都城处于这样易受攻击的地理位置,自然难免随时可能到来的敌国威胁。继赵成侯时期邯郸拔之后,赵孝成王时期,由于长平之战的失败,邯郸又遭秦军长期围困,情况十分危急,只是由于楚、魏派兵救援方才解围。在不到百年的时间,国都频遭危险,说明作为政治中心的邯郸有其地理位置接近敌国的不足,赵国统治者亦面临着都城一旦失陷如何控制全国的问题。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作为应变的措施便是建立陪都,亦即建立邯郸之外的第二政治中心,况且建置陪都是战国时期盛行的制度,赵国当然也不例外。

赵国的陪都便是位于邯郸之北的信都。《史记·赵世家》武灵王元年(公元前325年)条称:“梁襄王与太子嗣、韩宣王与太子仓来朝信宫”;十九年(公元前307年)春正月条有“大朝信宫,召肥义议天下,五日而毕”。信宫,《春秋后语》亦称信武宫,其地点所在,张守节《正义》称:“在洺州临洺县也。”唐代临洺县在今河北永年县。据此而知,信宫是赵国在邯郸之外的另一个宫城所在。除此之外,赵国还有一个宫城,即沙丘宫。《史记·赵世家》惠文王四年(公元前295年)条称:“主父及王游沙丘,异宫,公子章即已其徒与田不礼作乱,诈以主父令召王。肥义先入,杀之。(中略)公子章之败,往走主父,主父开之,(公子)成、(李)兑因围主父宫。(中略)(主父)三月余而饿死沙丘宫。”主父即赵武灵王,晚年传位于子何(即惠文王),自称主父。沙丘宫故址在今河北广宗县。信宫与沙丘宫有一个明显的不同。沙丘宫自殷纣王之后便是“离宫别馆”,纯属行宫性质。信宫则是赵王朝会诸侯,处理政务的场所,武灵王于此会见魏王和韩王,接受群臣朝见,同肥义“与议天下”就是这个道理。

又,赵武灵王游沙丘,与惠文王异宫,即别宫而居。公子章“诈以主父令召王,肥义先入,杀之”。失败后,又,“王走主父”,则知赵章也是独居一宫。是则可知主父、惠文王、赵章各居一处,足见沙丘宫之大,起码包括了三座独立的宫室建筑。《广宗县地名志》根据沙丘宫故址的碑文记载称:“沙丘宫毁后成丘,高数丈,广一二里。”(广宗县地名办公室编:《广宗县地名志》第202页,1984年8月排印本。)行宫别殿尚且如此,信宫则必不在沙丘宫之下,至少还要包括诸侯朝会时的临时住所和群臣的私居以及处理政务的衙署。可以推断,至迟在武灵王初年,信宫已具备了一个陪都的规模。

赵孝成王时期,信宫作为陪都便以法定形式固定下来。李公绪《赵记》云:“赵孝成王造檀台,有宫,为赵别都,以朝诸侯,故曰信都。秦末赵歇据之,项羽更名曰襄国。”(《太平寰宇记》卷五九河北道邢州龙冈县条所引。)赵孝成王改称信都事不见于《史记·赵世家》。《史记》卷八九《张耳传》称张耳立赵歇“为赵王,居信都”。《元和郡县图志》卷一五邢州龙冈县条称:“秦以为信都,项羽更名曰襄国。”是则秦已有信都县,而信都一称必沿袭赵名。《汉书·地理志》亦称“赵分晋,得赵国,北有信都、真定”,即说赵有信都。既然赵武灵王十九年(公元前307年)仍称信宫,那么改称信都必在此后至秦破邯郸(公元前228年破邯郸)之前。李公绪虽为北齐人,所记信都事必有所据,赵孝成王改称信宫为信都应该可信。改称信都,应视为信宫事实上的陪都地位从此法定化了。

信都为赵国陪都,这在十六国时期人们都还比较清楚。《晋书》卷一○四《石勒载记上》载有谋士张宾向石勒建议定都的一段话,其中有云:“邯郸、襄国,赵之旧都,依山平险,形胜之国,可择此二邑而都之。”襄国即项羽由信都改称而来。说明十六国时期人们都知道赵国都城有两个,襄国(亦即信都)也曾是赵国的都城,所以定都襄国后,王浚也认为他是“据赵旧都”。(《晋书》卷一○四《石勒载记上》。)

明白了赵国都城曾有两个,理解邯郸拔而赵不亡就不难了。信都前称信宫,信宫建于何时,又称何名呢?这又是进一步理解邯郸拔而赵不亡的关键所在。《史记·赵世家》称赵成侯二十年(公元前355年)“魏献荣椽,因以为檀台”,裴骃《集解》云:“徐广曰‘襄国县有檀台’”。司马贞《索隐》云:“刘氏云‘荣椽盖地名,其中有一高处,可以为台’。非也。按荣椽是良材,可为椽斫饰有光荣,所以魏献之,故赵因用之以为檀台。”张守节《正义》云:“郑玄云‘荣,屋翼也’。《说文》云‘椽,榱也。屋枳之两头起者为荣也’。《括地志》云‘檀台在洺州临洺县北二里’。”檀台故址汉时属襄国,唐属临洺县,今属永年县,与信宫同在一地。对荣椽的解释,司马贞和张守节二人的理解尽管有异,但都认为其是木质建筑材料。台,原是一种高地或土石建筑。《说文解字》称台:“观四方而高者。”《诗·大雅·灵台》传称:“四方而高曰台”。以后台上也开始有了木结构建筑,邯郸城中战国所建丛台于西汉吕后元年(公元前187年)“赵王宫丛台灾”(《汉书》卷三《高后纪》。)。灾即火灾,丛台既有火灾,说明台上建有宫室。著名的沙丘宫最初也称作沙丘台(《元和郡县图志》邢州平乡县条载:“沙丘台,在县东北二十里,殷纣所筑。”《史记》卷三《殷本纪》亦有“沙丘苑台”之称。)。由此可见,赵成侯利用魏国所献木质建筑材料荣椽营建檀台,当然也是君主居住使用的宫室。檀台实是信宫的前身,也是陪都的最早名称,檀台、信宫、信都三者应是不同时期的不同名称。显而易见,信都营建的最早年代,目前已知是赵成侯二十年(公元前355年)。最后还需说明,李公绪称檀台营于赵孝成王,误,应为赵成侯。

赵成侯二十一年(公元前354年)魏围邯郸,二十二年(公元前353年)拔邯郸,二十四年(公元前351年)归邯郸,在这段时间内,赵国既未亡国,又未割地,而且以具有独立地位的一方与魏“盟漳水上”(分别见《史记》的《六国年表》和《赵世家》。)。这说明在整个“邯郸之难”中(《战国策》的《齐策》和《楚策》称这次邯郸拔事件为“邯郸之难”。),赵国的一整套统治机器和职能机构仍在正常运转和履行职能。它之所以如此,可信的解释便是以赵成侯为首的赵国最高统治集团曾经迁往檀台宫城,而檀台宫城的营建又恰在此前。可以推断,邯郸拔而不亡,是因为赵成侯“托迹”陪都——檀台宫城,亦即后来所称的信都。

本文对上述三个问题的探讨,重点是在说明赵国也存在着陪都,这与当时流行的陪都制度相吻合。近年来,在河北永年县已发现了可以认为是当时信都的遗址,由于这个问题还牵涉到永年与周围地区历史地理的若干问题,故拟另稿说明(详见本书所收《战国赵信都地望考》一文。)(原载《河北学刊》1986年第6期,收入本书时稍有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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